社会法是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后果或某些过程的矫正或防范，它以弱者为保护对象，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其不确定性、难界定性特征，反映了世界各国在对待恐怖主义态度上存在的不同利益需求。该案受害者中，部分人员是与靳如超有明确利害关系的人，而同时更多的则是与他素昧平生、毫无往来的无辜人群。
[2]由于对恐怖主义内涵及其要素的认识各方差别较大，甚至相互抵啎，以致国际层面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王逸舟教授直言，在国际恐怖主义谱系中，不能漏掉国家恐怖主义形态。[15]同时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典型的恐怖罪行，从一些具体做法看，美国更像具有恐怖主义行径的国家。也正因此，国际社会至今存在的反恐双重标准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反恐统一战线难以形成，严重阻碍了反恐怖主义进程。[11]其主要观点是，犯罪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或摧毁行动目标，而是意图通过实施暴力活动，制造社会恐慌氛围，进而影响公众心理，对政府形成威慑和压力，迫使执政当局改变政治目标，以达到谋求民族独立、改变国家现行政策的政治目的。
[18]综合各方面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目前有四个基本要素形成了共识。战争与犯罪有着显见区别，恐怖主义的法律形态如何，直接对应着反恐对象、打击手段、运作机制差异。[90]参见W. C. Plummer: Limitations to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L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148，Part1: Real Estate Problems (Mar.，1930)，pp.56-60. [91]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
[103]江平等：《民法的本质特征是私法》，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38]覃有土等：《社会保障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10]杨士林等主编：《社会法理论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25]王人博说，社会保障法律规范是政治国家实现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其出现导致在传统公法和私法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域，被人们称为社会法。
[83]参见许育典：《社会国》，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12期。[104]参见[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5页。
[113]日本学者丹宗昭信说，社会法就是用具体的人如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以代替私法上抽象的人。[78]这一新的发展使社会法上的社会由部分社会逐渐转变为全体社会，社会法的关注对象也由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60]如佐滕孝弘认为，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开以后，为了改善社会的不公平而实际需要制定的新的法律体系为社会法。他说：它不再把人理解为单个的人，而是理解为社会的人、组织中的人，因而人也不再是只顾自己利益的唯我主义者，而是具有责任心和荣辱感的集体人，因此是适度的具体的、社会化的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共识，也不意味着社会法的内涵和外延无法界定。[71]参见William O. Aydelotte: 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s of Early Victorian Social Legislation, Victorian Studies, Vol.11，No.2(Dec.，1967)，pp.225-236. [72]参见余少祥：《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概念构建分析》，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49]但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法是指规范以受薪者或者独立劳动者身份出现的社会成员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的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法律部门，[50]其体系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113]吴传颐：《社会法和社会法学》，载《中华法学杂志》1948年第l期。
[93]应该承认，私法和市场体制是人类迄今为止对社会生产力解放最为充分的制度安排，但也逐步形成了优胜劣汰、重利轻义、唯利是图等价值观念，并且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实质不平等日益明显。近年来，随着社会法各个领域日渐成熟，学者的方向开始转向诸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社会法各论的理论精细化与体系严整化研究。
[47]参见Bruce Stewart : Human Adjustment to Social Law,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73，No.1(Jul.，1951)，pp.51-59. [48]参见Bruno Palier: French Welfare Refor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vue Fran?aise de Sociologie, Vol.45，Supplement: An Annual English Selection (2004)，pp.97-124. [49]郝风鸣：《法国社会安全法之概念、体系与范畴》，载《政大法学评论》1997年第58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动消除垄断、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问题，具有公、私法融合性质的第三法域的法包括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法和社会法等在19世纪以后迅速崛起，并且与公法、私法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9]竺效：《社会法意义辨析》，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郭明政认为，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部门。[89][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首先，社会立法是世界潮流，学术研究方兴未艾，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厘清其内涵，这是我们一代学人的使命和责任。在二次分配中，有时候也运用基准法进行调节，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社会福利等。如竺效将国内关于社会法的观点分为四种类型，分别称为泛义、广义、中义和狭义的社会法，认为只需了解、辨别和掌握可以从哪些不同角度和层面上使用‘社会法这一法学术语即可。
[18]林嘉：《论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法性质》，载《法学家》2002年第1期。而且，所谓的男女平等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掩盖了男女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
彼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社会法均有长足的发展，对于基本概念、范畴和体系的讨论也比较多。[124][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社会法这一独特性质决定了并非所有的保护社会弱者的法律都是社会法，也不是所有具有弱者特别保护条款的法律都是社会法。第三法域确实存在，将社会法归结为第三法域也没有错，但是将社会法等同于第三法域则是大错。
[116][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一方面，经济法乃摇动公法私法的界限之一大关键。[29]赵红梅：《私法与社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53]参见[英]沃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
但察哈尔也承认，这种社会法的概念是含糊的，并没有具体说明它包括哪些法律领域。社会法包括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障法和劳动法等。
[111]皮埃尔·勒鲁将劳动力卖方和买方的关系表述为一群被捆绑的人和被解除了武装的人在一块圈地里听任一群用优良武器装备的人肆意宰割。[13]程信和：《关于社会法问题》，载《南方人口》1996年第3期。
[21]史尚宽认为，在经济之自由竞争阶段，规制经济关系的私法与规制政治关系的公法是明显对立的。[62][日]菊池勇夫：《社会法》，载《社会科学大辞典》，改造社昭和14年版，第495页。
[12]最后将社会法定位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二)社会法调整的是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由于法律主体千差万别，私法舍弃了无数市民的个体特征，从中抽象出一个统一的、适合全体市民社会的人的模型，并为之提供一个自由、公平竞争的舞台与规则。[135][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01页[3]还有学者指出，用只是判断公款风险性大小的资料与根据，属于超出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评价范围的因素，挪用型犯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挪，用并非该类罪的实行行为。
[10]如果单位并未丧失对资金的支配，即便该资金帮助他人实现了特定目标，也不成立挪用，如李某挪用公款案中，李某以其所在单位在银行开户，该资金一直处于李某所在单位的支配之下。[15]参见金石：《私营企业内部借款行为的入罪与出罪》，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2期(下)。
[4]参见陈洪兵：《论挪用公款罪实行行为》，载《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本文认为，挪用型犯罪中的挪用，类似于非法拘禁罪或者绑架罪中的拘禁绑架行为，拘禁绑架行为中对受害人人身自由的侵害一直持续至受害人恢复自由为止。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挪用公款犯罪如何计算追诉期限问题的批复》基本持挪用型犯罪为状态犯的立场，该批复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犯罪的追诉期限从挪用行为实施完毕之日起计算，对于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在状态犯的立场上进行了部分修正——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犯罪的追诉期限从挪用公款罪成立之日起计算。[5]参见李强：《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解释逻辑》，载《法学》2015年第4期。
